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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规制性权力的标准考量这一项权力，要求其在权力来源、程序和形式等方面都具备高位阶的法律规定，这一项权力将有可能被从权力清单中删除，这就有可能阻碍上海市科委之服务性工作的开展。

关键策略为一处收件全程服务，机关应设置单一窗口全功能服务柜台，提供跨机关或部门整合服务。[42] 参见蒋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进路》，载《攀登》2008年第5期。

如上所说, 组织应承担什么任务是组织设立的依据, 组织都是应任务而产生的，没有任务的组织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个阶段的改革政府仅仅注意到机构的撤、并、改和人员的裁减，没有注意到自身质量的升华和职能的调整。采用这种原则，有下列几种具体的方案：首先，为了避免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撤销原有的多部门制，将基本任务集中到一个部门，组建一个新的大部制，从数量上减少部门数目，达到精简机构的目的。因此，这一阶段属于内涵型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机构数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政府职能的变化。优化配置事权，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

关键策略为现场受理连线申办，透过网络及行动载具，由第一线人员主动到府服务。[64] 湛中乐：《现代行政过程论——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在判例2中，施桂英有服从强制拆迁的义务，但是施桂英也有知道强制拆迁具体执行日期和时间的权利，以便及时收拾房屋内的合法财物，对此，思明区政府有依法通知的程序性义务。

[18] 参见高宏亮：审慎治愈：行政程序轻微违法的司法审查与矫正，载贺荣主编：《深化司法改革与行政审判实践研究》（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4页。正如一位法官所指出的那样，程序轻微违法案件样本的上诉率髙达38.7%。[9]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可能是一种立法疏漏。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

对于违反法定程序，在法解释学上我们可以从程序、法定程序和违反法定程序三个层次来作文义解释，阐明其法意。[52]关于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的适用，本文认为应进一步明确如下几个问题：（1）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并非当然是确认违法判决一部分内容，是否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由法院视个案情况确定。

王汀在整理法院相关判例的基础上，列出了程序轻微违法的八种情形，即超过法定期限、文书记载错误、行政程序颠倒、未履行公告程序、未履行告知义务、未正确告知处罚事实、落款日期错误和未严格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材料。在最高法院公布的17个判例中，祝东勇诉辽宁省西丰县陶然乡人民政府婚姻行政登记案是法院唯一以被告乡政府在婚姻登记程序上存在瑕疵，虽然影响对婚姻状况判断，但不足以推翻既已领取结婚证而产生的法律效力为由，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例。其二，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确定为判定程序轻微违法的要件，改变了《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作为确认违法判决的要件之一的立法安排。对于后一个问题，因它是《行政诉讼法》（2014）之后产生的新问题，故本文重点是对该既有研究成果的整理与评述。

也就是说，法院作出确认违法判决有时还可以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仅规定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但未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有通知义务。在适用上，如有学者所言，‘轻微违法无法获得一个具体的标准这一事实证明，在多数情况下，‘轻微违法标准仅为‘是否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标准的表象条件，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是否应被撤销，法院主要还是考虑‘是否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这一实质标准。法院认为：但县政府在作出被诉112号通知之前，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事后通知城东公司和定安支行举行听证，违反‘先听取意见后作决定的基本程序规则。

另，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批复》中提及的‘已向购房业主告知且无异议的事实，被告该事实的认定系证据不足。也就是说，这6个判例因程序违法本应该判决撤销，只是因为其他法定原因等才改为判决确认违法。

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引入本文上述行政程序三种分类理论，对违反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且又具有独立程序价值法定程序的干预行政行为，在被法院撤销之后行政机关不得再重新作出，以固化具有独立程序价值法定程序的法治理念。[47] 《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49]应该说，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角度看，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如在施桂英诉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措施案中，法院确认强制搬迁违法的主要理由是，实施强制搬迁时，执行人未通知被执行人到场。行政复议机关未尽通知义务，属程序违法。这种程序胜诉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究竟体现了何种法律价值？避免双重危险法理如何在这里得以落实？这些问题期望于最高法院能在今后公布的判例中加以明确为好。在2005年最高法院公布的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中，法院基于正当程序的要求，认定徐州市人民政府没有采取适当的方式正式通知当事人参加行政复议，进而未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若行政机关机械、刻板地理解此法条，十有八九会犯与判例2相同的错误。干预行政行为在内容上主要是限制或者剥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给付行政行为则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授益，主要是金钱给付等。

对该法第70条中的违反法定程序，应当解释为行政行为所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该法第74条第1款中的程序轻微违法也在其中。本文认为，在《行政诉讼法》（2014）确立的判断违反法定程序二元标准下，若法院要继续适用2009年之前判例形成的判断标准，那么在结合个案中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再考虑上述行政程序分类的三个标准，获得的裁判结论或许更为妥当，也更为可接受性。

[14] 信春鹰，见前注[5]，第188页。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发布的判例有6个，其中4个发布在《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新公（治）决字（2007）第N2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亦属滥用职权，依法应予撤销。不过，一种权威观点认为：程序轻微违法主要是指行政程序可以补正的一些情形，不影响实体决定的正确性，如告知送达不规范、超过法定期限作出决定。[14]2014年12月最高法院以第38号指导案例再次公布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可以看作是最高法院对这一通说的进一步强化。法院认为：上诉人平邑县人民政府作出撤销平政土清补字（2004）327号文号中关于赵博补办用地手续批复的决定，对被上诉人赵博造成不利影响，其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即应受正当程序的控制。

在《行政诉讼法》（2014）之下，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适用撤销判决时，需要处理好70条第3项与第74条第1款第2项之间的逻辑关系。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可以获得如下几个结论： 1.对违反法定程序的理解与适用，法院继续延续2008年之前判例形成判断框架，未见发展出新的判断标准，但判决方式选择有随意性现象。

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立法机关可能并不赞同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发展出的那个分类，即主要程序和次要程序，故没有采纳。[51]最高法院也持相同的意见。

法院认为：思明区政府在强制拆迁时没有通知被拆迁人即上诉人施桂英及其家人强制拆迁日期，且上诉人思明区政府将搬迁的财物运送至安置房后，领取被搬迁财物的书面通知未实际送达被执行人，程序违法。[58] （三）对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价值取向 在最高法院17个判例中，除了祝东勇诉辽宁省西丰县陶然乡人民政府婚姻行政登记案法院作了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之外，其它有9个是作了撤销（包括责令重新作出）判决，7个是作了确认违法判决，在这16个判例中，原告都获得了法律上胜诉的判决。

判例1是对《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中等作出了等外等解释，进而将没收较大数额的财产纳入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4.在撤销并责令重作判例中，权利保护的司法审查价值取向并不显著，避免双重危险的制度性保障仍显不足。这一思想为《行政诉讼法》（2014）第71条所承继。被诉行政行为因程序违法被撤销时，法院基于个案的考虑有时还会责令行政机关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如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29]判决结果：撤销并责令重作。[65]如何评判此事，的确令人纠结。

[27]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436 页。2.确认违法与受害人行政赔偿请求权的实效性保护。

若属后者，法院则可以作出维持判决或者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判例2. 祝东勇诉辽宁省西丰县陶然乡人民政府婚姻行政登记案。